2026年3月14日，德国哲学家尤尔根·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去世，享年96岁。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，他的理论体系深刻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人文与社会思想图景。特发此文，以作纪念。  

一、标签与形象

过去几十年，人们赋予哈贝马斯诸多标签：“现代性卫士”“交往理论大师”“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”“德国思想导师”……2012年5月，83岁的他在维也纳同时被授予“埃尔文·查戈夫奖”与“维克多·弗兰克奖”。彼时，我曾远远瞻望：他神情淡然，对颂扬早已免疫。先天唇腭裂留下的面容令人一怔，但旋即习惯——正如熟悉霍金在轮椅上的形象后，学者的外貌不再是隔阂。  

活动间歇，我既未攀谈也未合影。一方面，我免于学术追星的俗套；另一方面，我已对他极力推崇的“欧洲一体化”理想保持距离。对于这位“唯一活着的世界级德国思想家”，我看一眼便已足够。  

二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与现代性

“法兰克福学派”（霍克海默、本雅明、阿多诺、哈贝马斯等）的社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多维度解剖。他们援引马克思等思想资源，却并非某一政治运动的同盟。国内知识界常以“谬托知己”的方式援引该学派，虽拓展了学术视野，却也因动机偏差滋生误解。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，实为吉登斯所言“自反现代性”的表现形式。  

哈贝马斯的理论常被“误读”。例如，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催生的“公共领域”讨论在中国知识界热极一时，但东亚语境中的“现代性”讨论（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渡）与西方语境（克服现代性危机、后现代反叛）存在时代错位。这种错位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引发了“新左派与自由主义”的思想波澜。  

在《现代性的哲学话语》中，哈贝马斯既批判巴塔耶、福柯、德里达等“青年保守主义”（以后现代反叛现代性），也批判维特根斯坦、施米特、贝恩、云格尔等“旧保守主义”（主张退回前现代）。两者命名的简单性虽受诟病，却凸显了他的居中立场：对“未完成的现代性”的坚守。在他看来，现代性是“在宪法保障的公共领域中，基于交往理性达成的理性建构方案”。这一方案在联邦德国成立后总体成功，他也因此被视为当代民主的导航人。  

三、思想的根源：从身体缺陷到公共使命

哈贝马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：学者、时代诊断者、论战参与者（小论文结集达12卷）。穆勒-多姆的传记《于尔根·哈贝马斯：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》生动诠释了这一形象。  

2004年“京都奖”答谢词中，他回溯思想源头：先天唇腭裂使他童年多次手术，说话仍有鼻音。这一缺陷未摧毁他对世界的信任，反而唤醒对“自我与他人相处”的认知。“手术让我依赖他人，也认识到社会性是我哲学思考的起点……语言交往作为共性的表层，没有它，个体无法生存。”这直接指向其后来的交往理性与公共领域理论。  

早年歧视经历让他对排斥极度敏感。在纳粹“罪责问题”上，他与托马斯·曼、雅思贝尔斯一致：无法区分“施害者”与“受害者”，战后德国人需整体反思责任。这种道德敏感催生了对民主的无保留支持——他视民主为福利国家财富再分配与资本主义调控的保障，奠定了其左翼立场（“愿为一切左的东西承担责任”）。  

尽管左倾，哈贝马斯始终维护学者中立形象，争论对手多为右翼保守阵营。1977年“德国之秋”事件（红军旅恐袭）中，他反对将左翼思想与恐怖主义关联的“集体迫害”；两德统一时，他阻挠将民主德国与纳粹德国并称。在他看来，交往理性可区分“左翼理想”与“左翼恶果”，这种“可错的”思辨是自足的理想。  

四、“日神”哈贝马斯：理性的苏格拉底还魂

若依尼采“日神/酒神”之喻，哈贝马斯是“日神”——理性的苏格拉底在今日的化身。他坚信“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坐下来谈解决”，商谈沟通是现代社会繁荣的唯一桥梁。他非“话事人”，而是现代民主“话事人制度”的辩护者与奠基人。  

20世纪哲学主流是对理性与主体的怀疑，非理性主义与反主体主义盛行。哈贝马斯早年受海德格尔、雅思贝尔斯启发，却最终放弃存在主义非理性路径。借助语言构筑主体间交流的可能，他转向语用学分析，赢得新型理性辩护方式。  

《交往行动理论》中，他借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，将语言与人对世界的认识关联：对话参与者与生活世界视域不可分割。《启蒙辩证法》中，霍克海默、阿多诺悲观于理性失败；哈贝马斯则乐观于“理性的必胜”——他批判工具理性单一化，指出“生活世界的合理化”与“系统复杂性增长”的矛盾，认为理性前进步伐过大招致反噬。  

他批评马尔库塞将理性归于本能（爱欲）：“理性仅凭借语言存在，存在于非强制的共同意志形成模式中。”这种“日神”式的理性论证为他赢得广泛认同：2001年德国书业和平奖授奖词称他“以批判与介入伴随联邦德国成长，成为全球关注的哲学家”。理性知识分子作为“日神”，为社会秩序提供信心，而信心正是批判精神的能量源。  

当然，质疑声从未缺席：对立双方难通过事实、规范、态度达成和解。2011年，历史学家以“纳粹屠杀唯一性”问题讨伐哈贝马斯时，他沉默以对——有些事无法或不必争论。  

五、民主帝国的终极方案：世界公民理想

2011年《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》中，哈贝马斯提出“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”，将“欧洲一体化”视为近期目标。这一构想将公共领域从一国扩展至世界，呼应他对民族主义的仇视。  

欧洲左翼思想家多视民族主义为纳粹根源，故寻求超越民族的政治理念。哈贝马斯宣称：若有德国爱国主义，只能是“宪法爱国主义”。受康德“永久和平论”启发，他倡导“世界公民共同体”，推动“超国家治理”模式——非国家的“多层级政治体系”，即“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”与“世界社会”。  

在这一理想中，联合国需强化职能，负责和平、人权、环保；区域性组织则需治理贫富差距、生态失衡，促进文明对话。然而，他忽视了维持理想的成本：不仅是经济成本，更是制度成本。左派制度设计常鄙视金钱、容忍官僚化，以“诱人的饼”换取支持，实则扩张权力。  

福山“历史终结”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实现与完满；哈贝马斯的“世界公民理想”则是另一种“历史终结”——理性王国逼入终极方案：民族国家让位于民主帝国，却在合理化中丧失生机。所幸，英国脱欧构成对这一理论的民意反驳。21世纪第二个十年，世界逐渐“抛弃”哈贝马斯，尽管他仍健在。  

但我们仍需祝福他——一位诚实而令人敬佩的公共知识分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