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特朗普2.0时代：欧盟的“斗而不破”策略

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，从安全、经贸到价值观、国际秩序等多维度冲击跨大西洋关系。面对这一冲击，欧盟通过组合拳努力维持盟友框架，与美国形成“斗而不破”的局面。

（一）文化与传统渠道维系沟通

欧洲凭借与美国深厚的文化基础、传统关系及制度性渠道，保持了从元首到实务层面的密切沟通。宗教成为重要纽带，如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邀请特朗普出席，教皇方济各葬礼促成特朗普首次出国访问（原计划首访沙特），并在葬礼上实现欧美高层会面，包括冯德莱恩与特朗普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及后续会晤安排。此外，G7和北约等制度性框架使双方在外交、国防、经济领域负责人保持接触，这种高频互动虽未必能解决实质问题，但减少了误会、防止关系恶化。

（二）经贸报复停留在口头

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，欧洲虽每次都高调反对并誓言报复，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。美国对钢铝征收25%关税、对汽车及基本商品加征关税后，欧洲均未实施对等反击，甚至取消此前宣布的报复措施。即便特朗普将钢铝关税升至50%、加征30%关税，欧洲仍仅限于口头谴责。欧洲此举有两方面考量：一是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主要针对全球，中国才是核心目标，希望祸水东引；二是深谙特朗普虚荣性格，通过奉承而非对抗，以谈判达成目的，目前来看效果显著。

（三）俄乌冲突立场灵活调整

特朗普延续亲俄立场并减少对乌支持，欧洲则巧妙将这一立场转化为对俄施压手段。起初欧洲力挺乌克兰，拒绝谈论和平；随后迅速调整，与特朗普结成统一战线，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俄罗斯停火遭拒后，欧美获得一致反俄契机。此外，拜登时期西方孤立俄罗斯，中断外交接触；特朗普执政后多次与普京通话，北约秘书长吕特将其解读为打破美俄对话僵局的“功绩”，进一步模糊了欧美在俄乌问题上的分歧。

（四）正反打“中国牌”

欧洲从正反两个方向利用中国牌应对特朗普冲击。反打方面，媒体炒作“特朗普政策帮了中国”，暗示欧美应共同应对中国崛起；正打方面，调整对华关系，从批评转向强调合作，并打破外交惯例，提议将中欧五十周年高峰会移至北京举行，试图以此作为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。不过，欧洲打中国牌效果有限，既受自身因素制约，也因特朗普重返白宫对中欧关系造成负面影响。

二、特朗普冲击下的欧美关系裂痕

特朗普上台加剧了欧美关系的紧张，但从历史角度看，这种裂痕并非其个人所致，而是结构性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。

（一）G7会议暴露关系困境

加拿大G7会议未发表共同宣言，特朗普借口中东冲突提前离场，撇下盟友商谈关税战。这一事件反映出欧美关系已进入无意义的“垃圾时间”，双方在小布什时代、两次特朗普执政时期及奥巴马时期都曾发生激烈冲突，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性持续削弱。

（二）冷战后地缘政治变迁

冷战结束后，全球地缘政治发生两大变化：新兴国家崛起，以及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实质性走向尾声。欧美关系定型于二战，在冷战中因共同敌人（纳粹德国、苏联）和主战场在欧洲而紧密团结。但冷战结束后，双方既无共同敌人，欧洲也不再是美国的利益中心。欧洲视俄罗斯为安全威胁，美国则将中国崛起视为霸主地位挑战，导致中欧关系优于中美关系，俄美关系常优于欧俄关系。

（三）实力对比变化与利益分歧

欧洲实力衰弱后，丧失单边主义能力，转而重视国际规则，反对美国单边行动，以维护自身安全。而强大的美国追求行动自由，不受约束，这与欧洲倡导的多边主义模式相悖。例如，2003年伊拉克战争，法德联合中俄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行动；科索沃战争时，欧美却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主权国家动武，反映出双方实力变化后的利益分歧。

（四）美国行为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冲突

二战后，欧洲通过邦联式联合，摒弃武力，以谈判和经济合作解决问题，实现长期和平与繁荣，并试图将此模式推广至全球。而美国的行为模式更符合原始丛林状态或霍布斯所说的无政府状态，虽符合国际现实，却否定了欧洲模式。双方在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构建层面的冲突不可调和。

三、欧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

从历史维度看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已进入尾声，特朗普执政只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，而非决定性因素。

（一）美国利益优先与欧洲边缘化

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，在全球战略布局中，欧洲的重要性相对下降。美国在阿富汗撤军、与俄罗斯谈判等重大问题上，均未与欧洲充分协商，甚至损害欧洲利益，如高价向欧洲出售能源、《通胀削减法案》损害欧洲产业发展等。这表明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，不再将欧洲视为核心盟友。

（二）欧洲的应对与无奈

面对美国的种种行为，欧洲虽通过多种策略努力维持盟友关系，但效果有限。欧盟试图通过打“中国牌”转移美国注意力，调整俄乌冲突立场迎合特朗普，但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，难以改变欧美关系的颓势。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，沦为美国利益的次要考量对象。

欧美关系进入“垃圾时间”是历史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。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实力对比的变化，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不断扩大，双方在价值观、利益诉求和国际秩序构建上的分歧难以弥合。未来，欧美关系可能继续在摩擦与调整中徘徊，欧洲需重新审视自身定位，寻找新的发展路径。